3月29日，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所（以下简称中科院水生所）副研究员郝玉江博士结束了近半个月的江豚迁地活动，拖着疲惫的身体带着活动成功的兴奋回到工作单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不时的咳嗽声和略显沙哑的声音，都是这次活动辛苦的证明。 

　　郝玉江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这次活动始于3月8号。得到通知后，郝玉江与同事们经过几天的准备，于12日来到江西省鄱阳湖的都昌水域。经过5天的挑选，他们在这里选择了包括6头雄性和2头不在孕期和哺乳期的雌性在内的8头成年江豚，分别运至位于湖北省的何王庙（湖南华容集成垸）故道长江江豚自然保护区和石首天鹅洲保护区。而这两次往返总共2000余公里的运输又花费了5天的时间。 

　　这次的迁居活动属于湖北省农业部牵头进行的长江江豚拯救行动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行动计划主要包括江豚的就地保护、迁地保护和人工饲养繁殖等几个主要方面。”郝玉江介绍道。8头江豚的成功迁居为这项计划的开启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被蚕食的栖息地 

　　“迁地保护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将部分长江下游的江豚个体引入到长江中游，以增加长江中游保护区江豚的遗传多样性。”郝玉江告诉记者。尽管更换了生活环境，但研究人员并不担心，认为鄱阳湖的江豚会很快适应这里的新环境，他们还在其中一头江豚身上安装了卫星跟踪设备，希望可以实时监控江豚在新环境的生活情况。 

　　江豚与大熊猫一样憨态可掬，其吻部短圆，看起来就像一直在微笑。但这种生活在长江流域的水生哺乳动物却不像大熊猫那样广受欢迎，至少以前在当地渔民眼中颇受歧视，被称为“江猪”，渔民认为遇之不祥。多种原因也导致了江豚的数量远远低于被人们悉心呵护的大熊猫。 

　　中科院水生所在2006年的科考中发现，长江江豚只剩下1800头左右。“其中长江干流中生活着1000多头，其他主要生活在鄱阳湖和洞庭湖。”郝玉江解释说。但在2012年，科考队员们发现，生活在长江干流的江豚数量已经锐减到500头左右。虽然在鄱阳湖中的江豚数量基本保持稳定，整个江豚种群的数量却只剩下1000头，而且年均下降速率高达13.7%。因此，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红色名录在2013年将长江江豚调整为“极度濒危”物种。 

　　中科院水生所长年考察结果也显示，鄱阳湖水域约有450头江豚，且相对保持稳定，随着长江干流水域江豚数量的锐减，鄱阳湖种群成为目前长江江豚最大的自然种群、最重要的江豚种质资源库，因此鄱阳湖又被称为长江江豚最后的“避难所”。 

　　从事长江豚类保护工作30余年的安庆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于道平亲眼见证了江豚的“没落”。他从1985年就被分配到自己的故乡铜陵，参加了当地环保局进行的白鱀豚迁地保护工作，从此跟长江豚类保护打起交道。“上世纪80年代，至少在铜陵江段，我们见到20头以上的江豚集群是常见的事，但现在，已经很少能看到10头以上的江豚集群了。”于道平不无遗憾地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 

　　所有威胁江豚生存的因素源头都指向人类。人类的船只虽然方便了运输，但是噪音之大令水中的生物无法忍受。“如果通过声学设备监测长江水下声信号，收集到的声音是非常嘈杂的。”郝玉江告诉记者。而江豚在水下主要是依靠其特有的声呐能力来探测环境，强烈的环境噪音会干扰江豚回声定位能力，可能会使它们不能正常躲避过往船只，甚至被螺旋桨打中身亡。 

　　不仅是噪音，一些不法渔民在捕捞作业时使用的一些有害渔具如迷魂阵、滚钩等，不仅使江豚的饵料生物锐减，还可能直接伤害到江豚。郝玉江就曾经听一个渔民谈及曾在一个迷魂阵中发现5头死亡江豚的案例。 

　　再加上长江沿岸城市发展、工厂排放、码头建设以及沿岸的农业面源污染，致使大量的化学物质进入长江。“持久性污染物例如有机氯农药、重金属等，很难在环境中降解，会沿着食物链逐级富集，江豚位于长江食物链的顶端，体内的持久性污染物容易积累很多。尽管由于污染直接造成江豚死亡的案例不多，但毫无疑问，其各组织器官中富集的各种污染物会对它们的免疫系统和生殖系统造成显著影响。”郝玉江解释道。 

　　在江豚经常出现的另一片水域——长江口，上海海洋大学教授、鱼类研究室主任唐文乔也在一直观察着江豚。他发现每年的3~5月份长江口渔汛形成时，海江豚就会集中出现，种群数量较多，但随之带来的死亡事件也频繁发生。“近5年我们已经收集到90余头江豚遗骸，主要死因是被网具缠住窒息而亡。”唐文乔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而且，因为各类水利工程建设、挖沙和高密度航运等，使江豚的合适活动空间减少，“交通事故”频发。“更为可恶的是，长江中大功率的电网捕鱼，使江豚无处安身。”唐文乔说。 

　　别再重蹈白鱀豚的覆辙 

　　“与人类只在地球上生活了几千年的历史相比，白鱀豚和江豚都已经在地球上存在了2500多万年，他们才是地球或者说长江真正的‘原住民’。”郝玉江说，“我希望更多的人意识到，长江是我们的母亲河，是人类与所有长江生物共同的家园。为了保护水生生物的家园，人类不应该一味地追求经济增长，而应该更多地考虑如何持续长久与生物共存。” 

　　令人欣喜的是，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保护江豚的队伍中，他们的愿望只有一个——不愿江豚再重蹈白鱀豚灭亡的覆辙。 

　　白鱀豚与江豚同属于鲸目，共同生活在我国的长江流域。尽管人们不断呼吁保护白鱀豚，白鱀豚却还是在2007年8月8日被宣布功能性灭绝。虽然，“功能性灭绝”在理论上仍不排除有少数生物个体存在，但其数量过于稀少，已低于一种生物存在和繁衍的最低限度，最终灭绝只是时间问题。 

　　“现在，很多志愿者和环保人士依然不愿相信白鱀豚已经消失的事实，他们一直在寻找，渴望有一天在某片水域再寻觅到白鱀豚的踪影，尽管我也为他们的行动所感动，但客观讲能够再次发现白鱀豚的可能性已经非常渺茫。”郝玉江遗憾地说，“接下来，我们更重要的工作就是不让长江江豚成为第二个白鱀豚。” 

　　于道平曾经并不清楚什么是濒危物种保护，更不知道什么是白鱀豚。“不只是我，整个铜陵市政府部门对这个物种也是知之甚少。”于道平回忆说。当时南京师范学院副教授周开亚首开先河，向兼任铜陵市政协副主席的铜陵市环保局总工程师过宁扶介绍了白鱀豚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后，立刻得到了过宁扶的支持。随后，铜陵市将位于铜陵大通镇上一个拥有十几个职工的国有养殖场无偿捐献出来进行白鱀豚保护，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成今天的铜陵淡水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遗憾的是，由于上世纪对白鱀豚的保护资金和技术上的短缺，让白鱀豚的迁地保护工作一拖再拖，到真正下定决心去捕捞白鱀豚时，却再也寻觅不到白鱀豚的影踪。痛定思痛后，于道平义无反顾地加入到江豚的保护工作中。在他的多方协调下，安庆西江长江江豚救护中心于2014年成立，并且成功救治了5头江豚。不过救护中心的职能只是让江豚得到暂时寄养和治疗。去年秋天，于道平通过进一步的协商，把整条西江“承包”下来，建立可容纳几十头江豚的迁地保护区。 

　　中科院水生所在湖北石首的天鹅洲长江故道建立的长江江豚的迁地保护区是我国建立的第一个长江江豚类迁地保护区。1990年，中科院水生所首次在那里引入5头江豚进行试养，被证明是开展长江江豚保护的一个理想场所，江豚不仅能够在这里健康生长，也能够进行自然繁殖。 

　　经过25年的建设和发展，长江江豚的迁地保护区中江豚种群数量进入快速增长阶段。据中科院水生所2015年考察统计，生活在保护区内的江豚数量已经超过60头，每年的增长速度超过20%，预计今年保护区的江豚数量可能会超过80头，逐渐接近其环境容纳量。之后，该保护区分别于2015年和2016年向新建的湖北监利何王庙（湖南华容集成垸）故道迁地保护区和安徽安庆西江保护区输入4头和2头长江江豚，天鹅洲故道江豚迁地保护种群已经在逐渐成为长江江豚迁地保护的种源输出地，并成为长江江豚迁地保护区的管理示范区。 

　　“天鹅洲故道江豚迁地保护种群建立和逐渐发展的数据给了我们信心，我们发现在保护区内，成年雌性江豚的妊娠率几乎为100%，证明江豚种群自身的繁殖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只要为它们提供足够的不受人类活动干扰的空间，它们种群的自然增长会很快。”郝玉江表示。 

　　鉴于天鹅洲故道长江江豚迁地保护取得的成绩，在农业部长江办的推动下，又新成立了湖北监利何王庙（湖南华容集成垸）故道和安徽安庆西江两个江豚迁地保护区。据中科院水生所监测确认，2016年已经有1头小江豚在何王庙故道成功繁殖。 

　　这些迁地保护种群的建立，为长江江豚的保种工程增加了保障，也为这个物种的永久保护带来了希望。 

　　江豚保护依然任重道远 

　　不过，在于道平眼中，保护江豚的工作真正落实的部分远不如媒体和社会呼吁的多。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于道平就四处奔走，只为在西江建立江豚迁地保护区。直到2016年，安庆师范大学与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合作，从长江中捕获7头江豚，才开启了安庆西江长江江豚迁地保护工作。 

　　这其中的原因，于道平有自己的理解：“就经济状况而言，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过去40年，政府出台了许多航运规划、港口规划、水利规划等，但没有一部长江生态保护规划。”显然，经济建设一直是各级政府中心工作，而长江流域又是经济建设的主阵地，在长江中任何建设项目都是合情合理的。“对于很多地方政府官员而言，濒危物种保护之类的社会公益活动实质上是与经济开发相悖的。”于道平惋惜地说。在这种背景下，长江豚类的保护自然要为经济建设让步，迁到长江故道，仅仅为了保种。 

　　“由于长江豚类是生活大江大河中的哺乳动物，迁地保护技术难度大、在投入成本高，因此这项工作也一直举步维艰。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行为与个人行为都沾上唯利是图的功利主义，人文关怀与生态文明一直未受重视。”于道平坦言。 

　　与上世纪周开亚与过宁扶的通力合作相比，现下无论是媒体宣传还是社会舆论都大加宣扬环境保护和濒危物种保护的重要性，很多政府官员都会大谈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但是相应的工作开展却艰难百倍。“这不能不说是这个时代的悲哀。”于道平表示。 

　　即便面对这样的情况，于道平、郝玉江、唐文乔等奋斗在保护江豚第一线的科学家们依然没有放弃努力。唐文乔曾经为江豚寻找过更好的栖息地，“我曾察看过三峡水库的一些库湾，水质很好、饵料鱼类丰富，人类活动的影响也较小，很适合江豚的生存。可以在一些库湾的外口拦网，作为江豚的迁地保护区，甚至可以将整个水库作为保护区”。 

　　于道平也认为，尽管长江江豚保护工作一直曲折艰难，但终于迎来曙光，即长江共抓大保护的历史机遇。同时，他提出几点建议，首先，人们要吸取白鱀豚迁地保护实践活动的经验与教训，从技术层面支撑江豚迁地保护工作；其次，农业部明确的长江江豚迁地保护作为工作重点已在沿江各省份全面展开，其中有许多技术工作需要不断创新与完善，确保这项工作顺利进行。 

　　“从事长江豚类保护工作30多年，最大的感悟是领导中国人民建设事业的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同样的道理，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党的政策和党的领导，十八把生态文明建设写入行动纲领，长江生态环境会好转的，长江江豚不会灭绝的。”于道平自信地说。 

　　  （转载于《中国科学报》2017-4-7 原文链接：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7/4/372686.shtm）